李华芳

英国伦敦最近的一份报告将听着iPod长大的一代称为是insecure（不安全的）+Pressured（有压力的）+over-taxed（税负重的）+debt-ridden（债缠身的）的一代，这种情况与中国相比，很类似。无非是，中国的iPod一代不一定都听ipod而已。　

i nsecure（不安全的）对今天中国的iPod一代来说，大致来自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是工作方面的不安全感，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使得他们对于工作报酬的预期降低，并且信心不足。曾湘泉（2004，p87-95） 指出，即便是在研究生层次，2001年的初次就业率也仅有95%，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相比，下降了4个百分点；而本科生初次就业率为80%，则比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下降了10个百分点。事实上对这种就业困局有很多分析，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大学教育制度和劳动力市场的双重扭曲造成了这种困境，大学的失灵是最主要的问题，因为无法使毕业生适应劳动力市场（李华芳，2006a ；李华芳，聂日明，2006 ）。曾湘泉（2004）还提到无法适应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原因是大多数学生过高估计自己的资质，而且在中国，这种高估远远超过美国和瑞士等一些欧洲国家（约10%）（Jerry A. Jacobs,2000; Stenfan C. Wolter & Andre Zbinden, 2002）。而李华芳（2006b ）对这种高估做出了解释，是因为“高校扩招将原本不是大学生的大学生”变成了所谓的大学生。　　

其次是整个社会环境的不安全感上升。在经济上，周期性的经济周期与过山车式的股市，让不少人心有戚戚焉。而在社会层面，离婚率攀升 和犯罪率高涨，也让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这差序格局中的两个圈都不是很稳固，这种不稳固也促成了不安预期的产生。犯罪率是一个社会个体之间信任程度的反映，在一份网络流传关于全国200个城市犯罪率排行榜 中，广州居于首位。以东莞为例，推出了各种举措试图降低犯罪率，先是说推出双抢险（要警察还是买保险），接着说号召警察敢于开枪（开枪能降低犯罪率吗？），然后又说“禁摩”（“禁摩”不治本，尚需增警力），还要治安补贴等等《[犄角旮旯经济学]治安补贴不如公开竞聘》，但这些措施实际上很可能事与愿违。当然从这些频繁的政策中，突出的一个主要信号就是社会的安全性不高。　　

从上述两个层面可以看出不安的情形比较明显。而Pressured（有压力的）+over-taxed（税负重的）+debt-ridden（债缠身的）都是指iPod一代在经济方面的窘境。这个词语又可以分解成为I（我）+ POD（税重债多有压力），形象刻画了这一代的忧愁。　　

对于工作的信心危机直接导致了其在金钱上的Pressured（有压力的）。而即便在城市获得了一个职位，也很难保证能够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尤其是除了over-taxed税收和debt-ridden债务之外，还要面对城市的高房价。可以说重税实际上也是一个压力源，何况对于纳税人而言，其权利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通过教育，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孩子其磨难更多，他们可能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已经负债了，而到城市开始新生活的时候，头几年几乎陷于还债期，但不能避免的，他们的收入依然需要纳税。对城市新移民而言，这构成了双重压力。　

就其背后的原因而言，首先在教育上，由于其外部性，应该鼓励更多的资本以各种形式进入教育领域，为负债家庭的孩子入学提供更多补贴，包括更多的奖学奖。另外在城市的准入限制，例如户籍制度方面，也应该尽快放开，以符合宪法规定的公民迁移自由条款。同时，在税收申报时，应该提出相应可以抵扣的项目。从Pod方面入手，减税（允许更多合理渠道抵扣）和从制度方面保障其不会陷入债务危机，如此方能减轻压力。对于iPod一代而言，才能转变为independent+Pleasure+ok+delighted的一代。